此次判决支持建行，一方面是因为被告违约性质比较严重，另一方面跟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这个大背景有很大关系
本网记者 吴晓锋 本网见习记者 肖莎
近日，成都中院二审支持了建行四川分行要求解除其与成都市民李代莹借款合同的请求。
债权人在请求解除合同时，行使的是约定解除权还是法定解除权，成为本案的争议焦点。而因为法官对此的认识不同，直接导致一审、二审判决截然相反。
“三方协议”的签署
2002年，成都的华威公司(以下简称华威)同中国建设银行四川省分行(以下简称建行)签订了《个人住房商业用房贷款合作协议》和《个人住房商业用房贷款保证合同》。前者约定建行同意向符合条件的购房人发放贷款，后者约定华威为因购买华西美庐而贷款的人提供最高额保证，保证方式为连带保证责任。
在上述两份合同的基础上，成都市民李代莹为购房，向建行贷款96万元，并签订了贷款合同和房产抵押合同。前者约定李代莹30年内还清贷款，每月5日为还款日，如果李代莹未按合同约定还本付息，建行有权解除借款合同，宣布贷款立即到期，要求李代莹立即偿还合同项下所有到期及未到期债务本金、利息、费用。后者约定为保证借款合同的履行，李代莹将其购买的两套华西美庐的房产作为抵押物，建行为抵押权人。
2002年4月5日，建行如约将96万元划入华威公司的账户。
19次逾期还款，一审缘何判债务人胜诉？
2005年之前，三方都在按合同规定履行义务。但从2005年至2007年，李代莹有19次逾期还款行为，建行因此起诉李代莹和华威公司，要求按照合同约定，解除借款合同，李代莹立即偿还合同项下所有到期及未到期债务本金、利息、费用，并要求华威公司承担起连带担保责任。
被起诉后，李代莹还清了逾期未还的本息和相关费用，且从2008年1月5日起至2008年11月5日止，均按约还本付息。
一审法官认为尽管李代莹有逾期还款行为，但被起诉后其采取了补救措施，交付了未还的本息，因此李代莹的行为不构成根本违约；而且李代莹的补救行为和建行接受还款的行为说明双方均有意愿继续履行合同。基于此，一审法官认定建行不能行使法定解除权，从而驳回了建行的诉讼请求。
法定解除权，还是约定解除权？
一审宣判后，建行不服，向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建行认为自己行使的是合同的约定解除权，而不是法定解除权，无论李代莹是否采取补救措施，都不能改变其违约的事实，因此李代莹是否根本违约跟建行按约定解除合同没有因果关系。
建行还就一审判决的理由进行解释，认为建行接受李代莹的还款只是为了实现债权、减少损失，不能视为建行愿意继续履行合同。
“争议的焦点就在于建行行使的是合同的法定解除权还是约定解除权。”二审法官温淼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合同的法定解除是指在合同有效成立后，没有履行或没有完全履行以前，当《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的条件具备时，根据一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使合同关系消灭的行为。这些条件中包括：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合同的约定解除是指在合同中约定解除合同的事项，待约定的事由出现时，当事人有权解除合同。
一审认定建行败诉的原因之一就是李代莹因在催告后补交了欠款，未构成根本违约，建行不能履行法定解除权。而温淼认为，李代莹违约是事实，且违约性质比较严重，李代莹与建行签订的借款合同中规定，当李代莹未按合同约定的还款计划还本付息时，建行除有权收取逾期罚息外还有权解除合同。
结合《合同法》第九十三条“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的规定，温淼认为，尽管李代莹没有根本违约，但约定解除权优于法定解除权，在李代莹违约的事实之下，建行有权行使合同的约定解除权，从而支持了建行要求解除合同等诉讼请求。
金融危机下判案的示范效应
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发言人倪寿明曾表示，金融危机之后，借款合同纠纷激增。这个现象在房地产领域尤其明显，甚至出现了连锁反应。房产销售不畅导致开发商不能清偿银行债务和支付工程款项，进而导致建筑商无法向建筑材料供应商及时支付货款、无法向工人支付工资，从而带来借款合同纠纷以及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劳动争议纠纷等的增多。
虽然这个案子更多是个人和银行间的借款合同纠纷，且所涉及的金额不大，不过温淼仍认为，这次判决有一定的示范效应在。“此次判决支持建行，一方面是因为被告违约性质比较严重，另一方面跟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这个大背景有很大关系。银行的呆账坏账过多，会引发交易秩序紊乱，增加社会风险。我们希望这个案子有一定的示范效应，能有助于减少呆账坏账。”
